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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与形态特征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19-11-26
摘要:的这些观点成为党的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

  的这些观点成为党的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形成的重要依据。二)解决主要矛盾的着眼点由注重社会生产向突显人民需要转变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关系中,人民的需要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努力方向与价值取向,构成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内涵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但仍然属于“需要”与“生产”之间矛盾的基本范畴。

  内容提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基本内涵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发生了改变,更加强调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和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更加强调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内在统一,更加注重新时代人民生活的内涵、品质与价值。新的主要矛盾论断是基于新的实践要求的理论创新与发展,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作了有力注解。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属于“需要”与“生产”之间矛盾的基本范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改变的大前提下,国家改革发展的主要问题与中心任务仍不会改变,这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无法根本改变。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演进,社会主要矛盾势必呈现出新的形态与特征。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严管党治党,提高党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研究”(17VZL023)的研究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一论断,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最大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它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国内总体环境与发展基本态势的科学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是对学术界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一系列争论的正面回答。这一论断实际包含着关于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哲学观,那就是社会存在(即基本国情与发展现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性意义。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关系到对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依据,以及对推进新的“两步走”战略和实现“伟大梦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与把握。本文就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相应阐释。

  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改变这一问题有多层面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党的报告中关于“三个没有变”的论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①。有学者认为,就全国范围而言,社会生产的落后状况有很大改观,但没有根本改变;就全体人民而言,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态势趋好,但尚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就矛盾的性质而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仍然是需要突出解决好的主要社会问题。②

  一是认为既有表述过于“泛化”,“缺乏统一的参照体系”,应表述为“先进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③;二是认为随着时代发展,“物质文化需要”已不再是生活的全部,应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④;三是认为由于生产与需要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应把“物质文化需要”改为“各种需要”(或“物质精神需要”),并在“落后”前增加“相对”二字以变为“相对落后”。⑤

  一是认为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到了过剩经济时代,物质需要已经能够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⑥;二是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需求不足的新态势,其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⑦;三是认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私人物品生产难以满足人民对私人物品的需要这一矛盾主要方面,向公共物品供给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一新的矛盾主要方面转变”。⑧

  不难看出,上述观点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但客观地说,上述讨论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没有触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定性问题。讨论的焦点更多围绕进入总体小康社会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两个方面的要素构成及其主次关系、主要矛盾的文字表述等问题而展开,而没有直接对主要矛盾的新特点、新变化加以定性,或者说没有对社会主要矛盾确立的理论依据及其属性的判断依据等核心问题做出深入研究。这无疑不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

  基于既有的研究现状,科学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内容与实质,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全面认识和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矛盾理论的建构与演进脉络,尤其是党的矛盾理论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其二,完整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尤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时代性与发展性特征;其三,科学阐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及其判断依据,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形态与新特征;其四,把握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与基本国情、基本国际地位没有变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主要矛盾与各种具体矛盾的关系。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建构的探讨,是本文立论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体系的建构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那就是它们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现、阐释与把握之上。虽然马克思的矛盾观在总体内涵和规定上与黑格尔“辩证矛盾”理论有着很大的承继关系,但是,马克思矛盾观的最终依据却是物质而非观念,即矛盾必须依据于现实事物自身,才能够具有其“合理的内核”。这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哲学基石与重大建树。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形成,源于当时独特的社会背景以及他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经历了工业的欧洲,已经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其内部蕴含的社会矛盾也是全新而独特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了比较集中的分析:“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⑨,“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⑩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即“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1)

  马克思在判定社会基本矛盾的时候,一个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社会实践。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时候,马克思实现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即不再是从“某种范畴”“某种观念”出发来解释“物质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和“范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2)。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物质实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通过对资本主义物质实践的分析,马克思最终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定是在马克思的判定基础上展开的。但与之不同的是,恩格斯切入的角度主要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从生产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做出了更为精辟的论述,这集中地反映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基本矛盾”的概念与范畴,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对矛盾的根本解决在于无产阶级自身。当这一矛盾得以化解的时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社会由此也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形态,即主义社会。相对于马克思更具概括性的表述,恩格斯直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紧紧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以往的独特性——大工业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并由此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基本矛盾加以阐发。

  十月胜利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之后的全新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矛盾问题并未作专门的探讨。因此,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所作的探讨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尝试,对正式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1.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旧存在矛盾。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分析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不仅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旧存在着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还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类,同时强调,“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4)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只是把社会矛盾作了本质性分类,但明确使用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这两个概念的则是。

  在列宁看来,矛盾始终存在,并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旧存在。对抗性矛盾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社会中存在着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因此不再存在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各个阶级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种种差异,由此而来的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继续存在。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让步和协调等方式予以化解。列宁的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的观点,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2.承认“人民不一致”。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社会和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15)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存在着种种不一致。实际上,虽然列宁没有明确提及,但是,我们也可以将这种“不一致”看作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列宁明确反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是完全一致而不存在任何矛盾的观点:“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16)列宁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是人民内部仍旧存在着方方面面的矛盾,并将之归结为五个方面:①工人内部的不一致。“……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17)。②工农之间的不一致。“城市不能与乡村相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乡村也不能与城市相等”(18),而城乡的不相等必然伴随着工农之间的不一致。③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不一致,即旧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在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利益要求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与冲突。④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不一致。⑤党和群众之间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不一致。在此,我们不详细展开。列宁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列宁的“人民不一致”的理论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

  3.诠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各个领域的具体矛盾。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基础上,列宁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中,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或基本矛盾,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我们无产阶级在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19)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发展经济文化,使之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尤为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列宁对于当时苏维埃社会各个领域中所存在的具体矛盾的分析。他认为,在经济领域,苏维埃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仍旧存在着小商品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私人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因此,当时苏维埃在经济领域的具体矛盾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残存下来的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20)这实际涉及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讨论范畴,而这种经济领域中的具体矛盾的解决在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与过渡时期的完成。在文化领域,当时苏维埃存在的具体矛盾在于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同落后的封建文化以及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矛盾;在领域,虽然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影响仍在,因此,其具体矛盾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争夺。

  由于时代、国情和社会实践的不同,社会基本矛盾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寻找社会矛盾的方原则,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在具体分析特定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找出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认为社会作为复杂的事物必定存在多种矛盾,并且有主次之分,因而在《矛盾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等概念,论证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哲学原理,说明了找寻主要矛盾和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方意义,并阐释了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根据和条件。

  基于上述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就提出了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方面来的战略任务。“目前我们国家的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1)《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主题也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还提出了“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22)的任务。在党的八大会议期间,在会见参加大会的外国党的代表时,从评论斯大林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角度,多次谈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主要任务是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胜利只有七年。我们政权的职能,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那样多的反分子,所以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23)

  的这些观点成为党的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形成的重要依据。对党的八大之后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偏颇,不在本文讨论之列。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4)这实际延续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25)的历史论断,并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6)不难看出,这仍然是基于党的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新概括,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范表述。党的十五大强调这个主要矛盾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九大之前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坚持了这一表述。这实际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内涵与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的十九大基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内在要求,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状与特点以及人民的现实期盼,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国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的主要问题与中心任务。

  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同时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27)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方意义在于:首先,分析社会矛盾,必须立足于考察社会实践;其次,解决社会矛盾,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其三,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判断矛盾性质的关键所在,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对如何确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则作了直截了当的回答:“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28)无疑,对目前阶段的中国社会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心任务所在。这就构成了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论断的基本依据。

  在这里,“需要”是中心词和落脚点,其主体是人民,客体是美好生活,特征是“日益增长”。因此,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义与特性需要从上述四个基本层面加以分析。

  首先,“需要”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范畴,不同的学科对其内涵和本质的认识不尽相同。马克思认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29),“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他们具有相对的性质”(30),即认为“需要”是人所固有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括自然属性,又包括社会属性,而马克思更为强调的是社会属性。人的需要是主客体在实践上的统一,即人作为内在主体对外在世界的客体的需要,“需要”满足的过程就是人类实践的过程。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中的“需要”正是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之上的建构,即需要是人类为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对主客观世界的要求。

  其次,需要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既是性范畴,也是历史性范畴。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31)在当前中国话语体系中,人民是一个最广泛的存在,包括了一切拥护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支持国家统一的社会阶层和个体。同时,基于人民的特殊制度身份,人民相应具有了指代社会或国家的意义,人民即社会,人民即国家。因此,人民需要的满足既是社会个体与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而言的整体性需要的满足。

  再次,需要的客体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由“美好”和“生活”构成的一个严谨而又宽泛的概念,生活是其中心词汇,“美好”对“生活”的状态与品质做出明确规定。美好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心理感知,同时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即美好没有止境。生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重要出发点,包含着四个基本要素:生命(生活的载体)、活动(生活的存在方式)、社会性(生活的属性)、价值(生活的意义)。因此,生活既指人们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从事各项实践活动的总和,也指社会个体或群体对社会活动的主观感受,更趋向于对基于生存之上的幸福状态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实际上是对人生的一种价值诠释。“美好生活”这一概念具有普遍性、人民性和超越性等特点,蕴含着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内在统一性的追求与强调,即摆脱对物的依赖而更多地关注人自身存在的丰富性与价值所在,其核心要义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明确提出建设人民美好生活这一理念始于党的报告,而上升为党的治国理政战略是习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美好生活的内涵作了概要表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既阐明了美好生活内涵的丰富性、时代性与发展性,同时对美好生活的层次与品质做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党对生活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和尊重有了更高的提升。

  最后,人民需要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提高的过程。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具有由低到高的发展特性。这意味着人民需要包含着一个由简单到丰富、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在总体上将更趋理想,人的需要也更趋复杂和高端。需要的满足既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应然结果。概而言之,人民需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范畴,其实现过程就是一个人民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而这一追求的过程又为促进社会更好地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社会发展是社会生产的状态与产物。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质量与效益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直接体现。因此,把握发展的定义与内涵,首先需要对社会生产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众所周知,社会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做了系统的论述,其范畴包含了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等四个方面。同时,社会生产是由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生产是基础性与决定性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32)同时,分配、交换、消费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协同状态,构成了社会发展的过程与品质。这意味着发展本身是一个复合性的过程与结果。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相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而言的概念。“不平衡”凸显的是发展领域的不全面、不协调:一方面,体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这一状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既有区域间发展基础与行业间优劣差异的先天因素,也有“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政策因素,还有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惯性因素,同时也不可忽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能力的差异,以及国家“两个反哺”战略实施中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不平衡体现为五大建设的发展不平衡,这是发展不平衡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的滞后,是造成社会整体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诱因,也是造成发展不充分的深层次原因。

  “不充分”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与人民期待之间的落差。发展状态的评价主要基于社会生产的能力、总量、质量、效益四个基本要素。发展质量与效益是一个国家社会生产总体情况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人民生活质量与水平的重要依据。因此,发展不充分是基于对社会生产与发展各个环节与各个要素综合评价所得出的结论。

  1.现阶段社会生产的质量与水平仍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是社会生产质量瓶颈。现阶段我们总体上解决了人民物质生活数量上的需求,但社会生产质量的提升仍面临着诸多困境,要达到高质量所要求的人性化、绿色化、现代化等,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社会生产效率瓶颈。社会生产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导致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相应增大,而劳动产出低还意味着劳动的商品价值降低,这些都相应提高了人民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成本;三是社会生产结构瓶颈。近年来,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第二产业中的结构性压力得以缓解,但第三产业,尤其是教育、体育、文化等行业产能不足、质量偏低等问题仍亟待解决。

  2.社会生产各环节的不匹配制约着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在分配环节中,存在按劳分配与兼顾公平原则体现不充分等问题,如社会总财富中直接用作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相对偏低,产业工人和农村居民收入偏低,以及资本在分配中的强势化等问题仍然存在。二是在交换环节中,权利与机会的不均等阻碍了基层民众正当利益诉求与尊严需要的满足。基层群众社会参与不畅,司法不公,二元体制下的身份隔阂与利益壁垒等对交换公平所形成的现实阻碍亟待消除。三是在消费环节中,消费异化现象遮蔽了需要的满足,使人成为消费的手段或奴隶,并诱发了生活方式与生活价值观偏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3.社会的全面生产仍不能满足民众的多元化需要。一是精神文化生产及其产品难以满足人民的高尚精神生活需要。文化多样性与价值观多元并存和相互冲突,社会文化生活的世俗化与功利化倾向,民众文化需求层次与偏好差异的拉大等,阻碍了人民对高品位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二是社会关系生产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不相匹配。当前,我国社会关系生产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在公共领域以血缘情感为纽带的关系生产,与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关系生产存在激烈冲突与碰撞;在生产领域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生产呈现复杂化与非稳定性特点,主雇关系、劳资关系异常敏感;三是人的生产无法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现阶段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性别年龄结构失衡,高质量劳动力不足尤其是高素质专业人才比例偏低等问题,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需要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从本质上说,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的序列中是相对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具体现实条件与实践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国家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表现形态及张力的不同,也会导致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因此,社会主要矛盾本质的相对稳定性与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是并存的。

  根据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划分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性质的论断,判断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首先需要确定矛盾的性质归类。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显然不是两大阶级对立的结果,不属于对抗性矛盾或敌我矛盾的范畴。其次,需要考察新的主要矛盾属性是否改变。新的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这一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着主要矛盾的性质。它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是否仍然属于同一哲学范畴,则决定着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是否发生改变。社会发展与社会生产显然属于同一哲学范畴,社会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则是社会生产的状态与结果。落后的社会生产显然与不理想的发展状态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新的主要矛盾与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比属性没有改变。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聚焦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所在,更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与质量效益,直接呼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三,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其中心任务不会改变。在这一前提下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国社会生产进一步向重视发展质量与综合效益转变,人民生活进一步向追求生活内涵的丰富性与品质的高尚性转变,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向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整体目标聚焦。究其本质而言,新的主要矛盾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的生活方式的内在统一,更加凸显人作为社会生产的目的之所在。总之,新的主要矛盾仍然属于“需要”与“生产”之间矛盾的范畴,其基本属性并未发生改变。

  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意味着以新型生产关系的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结构的调整与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社会定位、人的需要、社会生产的内涵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和演绎,其所呈现出的新形态、新特点直观反映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

  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维度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人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和人对物的依赖阶段,本质上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的产物,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固化了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制度,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造就了人的异化与逐利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人对物的依赖成分,但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调节,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其性质、内容、方式和程度等方面都有别于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人的自身需要,因此与资本主义社会以攫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存在着本质区别。这一特性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生产是以人民的需要为中心的生产。在我国社会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而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适应和满足这一转变的将只能是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

  党的以来,立足社会生产的结构与阶段性特点,国家对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生产发展作了一系列安排,即在物质生产数量已经能够整体满足人民需要的前提下,引导物质生产向着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合理、更可持续方向发展;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提出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更加注重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更加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注重凝聚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更加注重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与价值取向;在改善人的生产方面,更加注重优化人的生产的结构,更加注重提升人的生产质量,更加注重人的多样性发展需求与自我价值实现;在社会关系生产方面,更加强调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更加注重保障每个人的人生出彩机会与个体尊严,更加注重强调人民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与兼顾各方利益的有机统一。

  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关系中,人民的需要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努力方向与价值取向,构成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社会生产方式与发展的水平、层次、结构则决定人民需要满足的程度与方式。是通过推进社会发展的成果外溢来满足人民的发展需要,还是立足人民的发展需要引领和推动社会的生产与发展,虽然短期内有着可能的近似结果,但却折射出不同的发展理念与价值观,从长远看,势必会形成不同的发展质量与效益。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社会物质产品供应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同时,随着人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其公识、价值观念、生活理念与方式等,都有了新的变化,人民的需要逐步由对“物”的需要转向更加高层次的爱与尊重、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发展。人民不仅“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33),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良好生态环境等有了更高的要求。人民需要的多样化、复合化、高端化趋势,既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也是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需要与生产这一对矛盾运动的侧重点变化,决定了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着眼点,将逐步由强调社会生产向突显人的需要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落脚到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上。这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侧重点的发展变化趋势的把握与顺应。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决定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仍然是我国发展的当务之急,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恩格斯将人需要的对象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并指出:“生产很快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34)。也就是说人的需要分为生存、享受与发展三种类型。生存需要是一种底线性需要,是保障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享受性需要则是人为了更好地存在,包括优化生存境遇、提升生活品质、丰富生活内涵的诉求,其本质是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需要是驱动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内动力。人总是不满足于现状,并设法超越现状的,而超越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的实践创新过程。人的发展需要是指人挖掘自身潜能、发挥聪明才智,在实践过程中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并赢得尊重与尊严的需要。显然,享受性与发展性需要构成了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内涵。

  基于生活品质与自我实现的享受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相对于生存性需要的物质性、单一性和自然性,更具有精神性、复杂性、高端性和社会性等特点:首先,享受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的满足,更多地在于人自身的主观感受,同时包含了通过物质手段实现精神享受的要素;其次,享受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涉及到人民需要与社会发展这一组矛盾的各个方面,需要推进包括人的发展在内的社会全面发展才能实现其需要的满足;再次,享受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主要是社会性需要的满足,只有通过社会交往与发展才能实现。离开适当的社会环境,人的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因此,由生存性需要向享受性与发展性需要的转变,是基于社会生产整体协调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保障之上的一个更加强调品质与内涵的高端化跃升过程,是人民生活状态不断趋于美好的质的飞跃。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内涵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但仍然属于“需要”与“生产”之间矛盾的基本范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更强调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极大拓展了物质文化需要的内涵,并在内涵的丰富性、时代性、发展性等层面有了新的提升。总之,新的主要矛盾论断是在原有主要矛盾论断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与中心任务没有改变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无法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时代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演绎,必将赋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新的形态与特征。因此,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需要认识其内涵的“改变”,也需要强调其本质的“没有变”,还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把握其新的形态特征。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2年11月17日,年11月18日。

  ②翁礼成:《如何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5期。

  ③温振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表述刍议》,《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9年第1期。

  ④常春、张荣华:《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再思考与新表述》,《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⑥马拥军、毛小扬:《财富与需要的内生关系:对当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状况的经济哲学探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⑧谢地、刘佳丽:《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5)(2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84页,第785~78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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