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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二伯，就想起我家的那棵梨树；想起我家的那棵梨树，就想起我的二伯。二伯与梨树的印象，常常在我的记忆里交织、重叠，令我深深地感动。
二伯中等个子，清瘦矍铄。打我记事起，他就是一副慢悠悠的神态，面带微笑，目光温和。
故乡有山，山厚重、沉稳；故乡有水，水润泽、柔韧。二伯终身务农，一辈子与故乡相依为命。是故乡的山山水水，赋予了二伯朴实、厚道的品性。
听祖母讲，土地承包到户前，二伯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很难想象，性情温和的二伯是怎样用他的“怀柔”政策处理队里的大小事务的。在我七、八岁时，各家各户已包产到户，生产队长也换了新人，二伯全身而退，一心一意过起了他的小日子。他的小日子，虽贫苦，但二伯却过得认认真真、有滋有味。
二伯年轻时，一定是个清秀俊逸的帅小伙。二妈（家乡人称二婶为二妈）年轻时，也应该是个温婉可人的小女子。在我的记忆里，见到的二伯正当中年，是家里的顶梁柱。见到的二妈，四十多岁，是一个比较沉静的女人。那时候，他们夫妇已生养了五男三女，一家人的日子与大部分中国农村家庭一样，清贫、安宁。
记忆里的二妈不像村子里其他女人那样忙碌。二妈从不上山干活，她最大的任务就是种点蔬菜、做点家务，供一家子吃喝。二妈矮小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她的自留地里。但无论二妈怎样侍弄，她种的蔬菜总是缺乏生机，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她的黄瓜苗、丝瓜秧每天都耷拉着脑袋，没有力气爬上那高高的竹架。好不容易爬上了，也开不了几朵花；好不容易开花了，也结不上几个瓜。二妈抬眼望望，隔着一块水田，只见我家田垄上母亲种的蔬菜清幽幽的一片，嫩绿的色彩与水田里倒映着的蓝天白云似一副完美的画。二妈叹口气，紧接着，她的自留地里就传来了她剧烈的咳嗽声。她急忙俯下身子，一只手使劲是拉拽着头顶上的一枝李花，李花飘摇，淹没了二妈羸弱的身躯。
二妈好不容易缓过气来回到家，坐在一个角落里，歇一歇。看看日头已正午，家里一大帮子人就要收工回家吃午饭了，她欲起身去厨房做饭，可身体里那要命的哮喘又紧跟着来了。二妈抚着胸口，张大嘴巴，让一口一口的呼吸缓解自己的难受。许久，她面色苍白，仿佛从死神那里走了回来。可怜的二妈，才向灶台奔去。她急急忙忙地点上了柴火，拉起了风箱，那“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仿佛是在诉说着二妈的无奈和痛苦。原来，自从二妈生下了一个个孩子后，就不幸患上了当时难以治愈的“肺痨”。
虽然二妈有病，但是二伯是个好人，他从未嫌弃过病怏怏的二妈。相反，在家里大、小事情上，他都很尊重二妈的决定。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二妈是一个病中幸福的小女人。其实，我哪里知道，在这个小女人的背后，二伯要付出很多。
二伯家里堂哥、堂姐们，个个逐渐成人，成了二伯庄稼地里的主力军。二伯承包了八个人的土地。那土啊，东一亩、西一亩，遍及队里的大坡小坳；那田啊，上一块，下一块，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春去冬来，二伯率领着他的一群儿女们，总是战斗在他家的田间地头；寒来暑往，二伯脚下的布鞋破了一双又一双，手里的锄头换了一把又一把。但二伯从不怨天尤人，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心中的那份沉着、冷静，似乎可以化解一切艰难困苦。
植苗时节，二伯总是一大清早就起床，饶着他的秧田，细细地看，慢慢地瞧，再轻轻地揭开秧田的塑料薄膜，小心翼翼地给秧苗们灌水、施肥。二伯看的仿佛不是秧苗，他俨然是一位艺术家，在欣赏、斟酌、修改着他的作品；春耕时分，二伯雷打不动地吆喝着一头水牛，在他的田地里，默默地耕耘。二伯手中的条子，舍不得打在牛身上，那条子，凌空飞舞，簌簌有声，与硬朗的二伯，定格成一副生动的图；丰收时，二伯终于可以舒心地坐在院子里，抽着旱烟，无言地守着他的麦穗、稻穗和玉米、地薯，朗朗的月光，照着古铜色肌肤的二伯，像一尊雕塑。
二伯勤劳、淡定的个性，影响着他的下一代。他的四弟，即我的四叔，曾是小城的父母官。但二伯从无攀附之心，也从不因子女的事给清廉的四叔增添任何麻烦。他常常告诫子女：“自己没得文化，该做啥子就做啥子。”堂哥、堂姐们明白二伯嘴里的“做啥子”，就是叫他们老老实实的“修理地球“。他们便顺从地听了二伯的话，在农村里娶妻、出嫁、添丁，组建了和睦的小家庭。亦如二伯一样，守着故土，安居乐业。